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夜晚，赵向斌和王晓猛蹚过一片麦子地，赶到了大路上。此时的马路之上，灯火依旧通明，车流也依旧如梭。
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赶往了火车站。
“向斌哥，咱们去哪？”火车站的售票厅里，王晓猛问。
“去找老黄！”赵向斌似乎早已经规划好了跑路的路线图。
老黄，顾名思义，姓黄，但他并不老，只是个与我们年龄相当的少年，这是一九九六年轰动我校的另一位知名人物。老黄在被称为老黄以前，叫两贤，全名黄两贤。能起出这个名字，估计老黄的祖上一定是个墨客飘香的文化之家，即使不是鸿学大儒，那也肯定是个饱读诗书的秀才。两贤就是读圣贤书、行圣贤事，这是儒家追求的志高境界，是古人追求的一座精神上高峰，就像我们今天追求共产主义一样。再有，两贤也是一首名诗，唐朝著名文学家韩偓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其诗词正文：
卖卜严将卖饼孙，两贤高趣恐难伦。
而今若有逃名者，应被品流呼差人。
但就是这么一个被赋予诗意和高度的名字，却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，做出了一件并不诗意的举动。那年两贤正在我校读高一，他不爱学习，但爱打乒乓球，这种爱可以说是酷爱，痴迷般的酷爱。因为即使是在狂风大作或者细雨绵绵的不良天气里，我透过窗户都能看到坚守在球台边的两贤。全校能顶风冒雨死守球台的就只有两贤，还有他的球友大白鞋。大白鞋也是一个传奇，他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一年四季都穿白色的球鞋，而且从来不变色。
当时我校的乒乓球台还是那种极其粗糙的水泥台子，台面的下的大红砖已经碱的不成样子，甚至颇有要倒下去的危险。台面也好不到哪去，坑坑洼洼的一点也不光滑。但就是这样的乒乓球台，却是十足的抢手货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。因为他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，全校就只有三个。
每当下午放学，三个破砖台子跟前，就围满了人。球友们跟打擂似的，轮流上，技术好的那叫擂主，技术不好那叫陪练。为了节省每一局的时间，增加轮流的频率，球友们经过友好协商，将通行的一局11个球缩减成了7个球。两贤与大白鞋就是比较硬茬的擂主，凭借他们对乒乓球的极度酷爱，和长时间无休止的苦练，已经成长为当时我校的顶尖高手。尤其是两贤，他长时间占据着三号最破的那个台子的擂主地位，三号台上没人能够撼动的了他。
九六年夏天一个雨后的下午，放学后两贤从餐厅里买了四个包子，就抓着球拍往三号破台子那边跑，他这是去占台子，人多台少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很庆幸，两贤又一次成功的占到了三号台。占到了三号台的两贤，气定神闲的坐在台子上一边啃着包子，一边等着大白鞋。就在这时，又来了另一波人，他们也是来打球的。
“嘿，哥们，下来！我们要打球。”一个红背心的同学说。
“你们来晚了，这台子我先占下了。”两贤快速的啃着包子，伸手拍着屁股底下的球拍说。
“你先占下了？别闹了，这台子我跑完早操就占下了。”红背心说。
“你也别闹了，我还说上个月就占下了呢？你说你占下了，那有啥证据？”两贤当然是不会轻易让出屁股底下的台子的。
“证据，我给你看证据！”红背心弯腰从台面下面的砖窟窿里就掏出了一个崭新的球拍，“这就是证据！”红背心底气很足。
“那不算！我怎么知道你会把球拍藏在下面。”两贤表示不服。
“不算也得算，你他妈整天占着这个台子，还不够啊？”红背心对擂主也是不服。
两人一来二去，争执的越来越厉害，最后还是到了用语言无法解决的地步。
“揍他！”红背心的一个同伴喊了声，喊声一出，红背心手里的球拍就砸在了两贤的脑袋上，紧接着，就是红背心一伙对台子上的两贤的一阵围攻。两贤仅凭一己之力当然是抵不过的这一帮人的。但打急了的两贤，还是找到机会抱住了红背心的脖子，他抱的很紧，死死地不松手。红背心的一伙人则照着两贤的身上就是一阵拳打脚踢，无计可施的两贤显然是被打急了，情急之下，他竟瞄上了红背心的耳朵。他想都没想，上去一口就咬在了红背心的右耳朵上。
红背心疼的嗷嗷直叫，但两贤的嘴里像是装上了导丝钩，死活就是不松开。红背心疼的使劲往回撤，两贤依旧不松口，于是惨剧发生了，红背心的耳朵舍在了两贤的嘴里，耳朵掉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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